因相术封侯,一言定生死的天下第一女神算,是真实存在的吗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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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,有许多传奇人物以其超凡的智慧和独特的才能被后世铭记,许负便是其一。
相传,她曾预言薄姬将来会生下天子,后来薄姬确实成了汉文帝的母亲;她还曾为周亚夫看相,预言他三年后会封侯,八年后会成为将相,再过九年后会饿死,后来这些预言竟也都一一应验。因为精湛的相术,她不仅被封侯,还被汉高祖刘邦认作义母,其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。
但传说归传说,真实的历史上真的有许负这位“天下第一女神算”吗?
许负的庐山真面目
首先,许负应是确有其人。
但当我们进一步深入,也会发现许负的传闻中其实存在很多疑点。
秦人还是汉人?敦煌类书《琱玉集》“善相”条记载许负为“秦始皇时人也”。而《史记》中所记载许负事迹则集中于汉初之世。不过两者并不矛盾,学者周金泰大致可推定许负为由秦入汉,即秦末汉初之人。
“天下第一女神算”是男是女?这个问题听起来好像是一个段子……但其实司马迁最初介绍许负时,并未提及许负的性别。是到了东汉时,应劭才指明许负的籍贯以及性别:“负,河内温人,老妪也。”唐司马贞《史记索隐》援引应劭说法的同时,又引姚氏按语“楚汉春秋高祖封负为鸣雌亭侯,是知妇人亦有封邑”。由此来看,无论是“老妪”,还是“妇人”,都坐实了许负为女相师的身份。
但是日本汉学家泷川资言却认为许负为男子。他的主要依据是不存于今《史记》三家注本张守节《正义》中的一条记载:“负,名也,非妇也。”然而,这一观点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。比如学者周金泰就对泷川资言的观点提出了反驳。他在援引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,结合秦汉史学者陈直在《汉书新证》一书中提出的考古发现,即“西安汉城遗址曾出‘许负’穿带印一方,其一面为‘许女’二字,此印面积宽大,确为西汉初期制作。”论证许负应为女性。
而且,据《史记·封禅书》记载,“长安置祠祝官、女巫”,许负为女相师也具有很大的政治合法性。汉代巫术盛行,而女性在汉代方士中又占据一定的地位,可见,许负为女相师的身份应无异议。
真的封侯了吗?早期文献中,西汉初年陆贾所撰的《楚汉春秋》中记载许负曾被汉高祖封为鸣雌亭侯。到了后世,敦煌类书《琱玉集》“善相”条中的记载就变成:
“豹后被杀,高祖因纳薄姬,遂生文帝,果如许负之言。高祖后封许负之为雌亭侯。”
金代王朋寿《类林杂说》卷五《相征》则记载着“与高祖相薄姬为夫人,而生文帝,封负为睢亭侯”。无论是“雌亭侯”还是“睢亭侯”,都应该是传抄之误,不过这也证明了后世文书极有可能是依据《楚汉春秋》对许负进行介绍的。
然而,无论是《史记·高祖功臣侯者年表》,还是《汉书·高惠高后文功臣表》中,都没有出现许负之名。因此,历代学者对许负封侯持怀疑态度。例如南朝裴松之在为《三国志》做注时,就对许负封侯的事表示怀疑:“然汉高祖时封皆列侯,未有乡亭之爵,疑此封为不然。”上文提到的学者陈直在《汉书新证》一书中,则直接指出西汉无亭侯名且鸣雌非食邑,故许负“鸣雌亭侯”之名恐为杜撰。
如今来看,许负应当未被封侯,而封侯则是为彰显许负相术而被后来人附加的。然而许负封侯的说法却一直流传至今,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在魏晋时代,许负与先秦的唐举被相提并论;而到了唐代之后,她又与袁天罡并称,有人甚至直接将相术简化为“袁、许之术”。
那么,许负的相人之术为何会被拔高到如此高度呢?
「许负相薄姬」
“薄太后,父吴人,姓薄氏,秦时与故魏王宗家女魏媪通,生薄姬,而薄父死山阴,因葬焉。及诸侯畔秦,魏豹立为魏王,而魏媪内其女于魏宫。媪之许负所相,相薄姬,云当生天子。”(《史记·外戚世家》)
据《外戚世家》记载,薄姬是魏王宗家女魏媪与人苟合而生。薄姬一生历经两次婚姻,起初最先嫁给魏王豹。在进入魏王宫前,薄姬曾往许负处看相,许负称薄姬“当生天子”。
当时正值秦末纷争,项羽方与汉王对峙在荥阳,天下未有所定。魏豹最初与汉击楚,听闻许负的预言后,心中大喜,便背叛汉,开始中立,甚至与楚连和。而魏豹此举意在等刘邦和项羽相斗之后坐收渔翁之利,以最终获得天下大权。但是,魏豹最终被刘邦麾下大将周苛所杀,他未能当上天子便已身亡。
魏豹死后,薄姬进入了刘邦的织锦室,后得幸而入后宫。不过,据《外戚世家》记载,薄姬“岁余不得幸”,彼时刘邦可能对“当生天子”的预言并不知晓,是后来见薄姬受宫中美人嘲笑,才“心惨然,怜薄姬,是日召而幸之”。正是这次召幸,薄姬有了著名的“苍龙据吾腹”之梦,继而“一幸生男,是为代王”,代王即后来承继大统的文帝刘恒。
「许负相周亚夫」
“条侯亚夫自未侯为河内守时,许负相之,曰:‘君后三岁而侯。侯八岁为将相。持国秉,贵重矣,于人臣无两。其后九岁而君饿死。’亚夫笑曰:‘臣之兄已代父侯矣,有如卒,子当代,亚夫何说侯乎?然既已贵如负言,又何说饿死?指示我。’许负指其口曰:‘有从理入口,此饿死法也。’”(《史记·绛侯周勃世家》)
在《史记》的记载中,周亚夫的初次亮相便伴随着许负的相面预言。周亚夫在当河内守时,许负依据亚夫面部“纹路深入口角”的特征,对其一生的命运起伏做出了预判:他三年后会被封侯,八年后位极将相,但再过九年将会饿死。
听闻其对自己未来的预测,周亚夫并不相信,因为他的哥哥已经继承了父亲的爵位,他认为自己没有机会封侯,更不会饿死。然而,世事难料,后来周亚夫的哥哥因罪被废,周亚夫得以被封为条侯,并因治军有方、平定七国之乱等功绩位极丞相。但后来,景帝以周亚夫越矩置办殉葬兵器为由,将其关押入狱。亚夫最终被诬陷谋反之罪,在狱中绝食五日而死,这些竟都与许负的预言一样。
无论这些记载是否有被夸大,可以肯定的是,与许负相术预言密切相关的两个人,都是汉代十分响亮的“政治人物”。
皇权加强的合法化
许负相人的背后政治逻辑
也就是说,在许负相人的故事逻辑发展中,相术更多是种表面现象,其深层是错综复杂的政治力量的较量。
「横扫外戚势力」
首先许负相薄姬“云当生天子”,其核心导向便是薄姬之子刘恒即位,而刘恒即位的背后,最大促成力量是朝廷权臣对吕氏外戚势力的清扫。
西汉初期,刘邦去世后,吕氏外戚势力渐长,作乱不断,史称“诸吕之乱”。朝中刘氏宗室倍感愤恨,但是又对吕后及其外戚势力极为忌惮。如何将吕氏天下重新变为刘氏天下,是朝中权臣们的当务之急。
当时除了刘恒外,还有两位帝位候选人——齐王刘襄和淮南王刘长。齐王刘襄是“高皇帝长孙”,而且有军功,本应是储君的最佳人选。不过,“齐王母家驷钧,恶人也”,大臣们吸取诸吕之乱的教训,害怕“即立齐王,则复为吕氏”。而淮南王刘长年少,且“母家恶”,更为重要的是,刘长“常附吕后”,日后若是登基,怕日后吕氏外戚势力再度卷土重来。相比之下,刘恒的母族薄姬一方在朝中无根基,也与吕氏集团没有任何渊源,加之“薄氏瑾良”,刘恒本人亦“仁孝宽厚”。可以看出,刘恒的即位,是朝中大臣在诸吕之乱这一特殊的政治背景下,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做出的抉择。换言之,出于政治因素的考量,刘恒被朝中权臣推上帝位。
即位之初,文帝缺乏政治威信,毕竟他并非当时最佳新帝人选,是以宗藩身份而非太子身份继承大统,为功臣们联合所立,出现了“臣立君”的倒置。由此,学者周金泰推测许负相辞其实是对文帝即位合法性的加持。文帝刘恒即位后,确实借用方术神化统治合法性。《外戚世家》载薄姬“当生天子”相辞外,还载薄姬“苍龙据吾腹”之梦,这两个预言皆与文帝出生相关,故带有“命定论”倾向,共同“制造”出文帝即将继承大统的“天命”。
「重创功臣集团」
刘恒即位后,外戚势力虽被清扫,但是随之面临的便是朝廷权臣势力的逐渐膨胀。而周亚夫之死则是反映了景帝时期皇权对权臣势力的打击。
亚夫背后的周氏家族地位颇为特殊,其父周勃虽在汉高祖的功臣行列中最初职位不显,但随着张良、萧何等大臣的相继离世,特别是在“清除吕氏、安定刘氏”的事件后,周勃逐渐成为功臣集团的中坚力量,并且主导了废除少帝、拥立代王等一系列关键行动。文帝登基初期,周勃仍享受着丰厚的奖赏与崇高的地位,然而不久之后,他却接连遭遇解除相位、身陷囹圄的命运,这充分反映了文帝对他的深深猜疑。
文帝时代与周氏家族之间的君臣矛盾延续到了景帝时代。亚夫在平定叛乱方面的功绩,相较于其父周勃,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汉初所经历的两场重大内政动荡——诸吕之乱与七国之乱,本质上是对外戚势力与诸侯王国的连续打击,而执行这一历史使命的,正是周氏家族。因此,亚夫受到景帝的猜忌,大概已是不可避免之事。作为汉初功臣集团“最后一位代表”,亚夫之死,表明了汉朝加强皇权的进程。
无论是文帝登基前,功臣集团对外戚势力的清算,还是标志着功臣集团遭受重创的亚夫之死,其背后最终胜者,都是日益巩固的皇权。许负的预言正是为其合法性提供了有力的支撑,使得汉初的政治演变显得合乎逻辑且水到渠成。而文帝与景帝,也成为许负相人故事背后最大的受益者。由此,学者周金泰推断许负故事文本成立过程:先有文帝即位与亚夫之死,继有民间相人故事,最后司马迁将相人故事收入《史记》,并调整时间顺序将其置于政治事件发生之前。可以说,一定程度上,并非许负影响了政局走向,而是政局的走向选择甚至亲写了许负的预言。
不断被塑造的“许负”
从上文的探讨中可以看出,无论是许负相术故事本身,还是许负个人生平、封侯等事迹都存在着种种争议。在这种种争议中,有一点可以明确——“许负”是一个经由历朝历代不断被塑造的人物。她的个人生平和相术故事,很大程度上是后世人受政治社会环境影响而不断进行改写、加持,这点在记载了许负相术的史书典籍中得到充分证明。
首先是记载许负相薄姬和相周亚夫故事的《史记》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对相术预言的记载不在少数,据统计,书中曾记载过12次通过给人看相而预测时人运命的相术预言。的确,汉初社会巫术盛行,人们相信灵异、敬奉祖先、敬畏天道。作为史官,司马迁在转述史料的过程中无法摆脱时代环境的影响,以“信以传信,疑以传疑”的原则书写一些预言故事。在写作过程中,司马迁采取文史交融的叙述方式描述相术故事,如此极大增加了历史事件的神秘性,使得叙述更具张力的同时,也可以整合一些片段式的历史资料,进而使得整个历史事件更为完整且逻辑通畅,许负相人事件可能便是如此诞生的。
而后代史书文献所记载的许负事迹,几乎多是《史记》的传抄与翻版。从汉书始,直至后来的类书,提到善相人者,往往都照录《史记》的有关内容,并附会上一些他人的事迹,比如相文帝宠臣邓通的事,史籍并未说明相工的姓字,而后世相书,则往往称许负。
和该情况相类似的是“许负相书”本身同样并非许负一人所写。前文交代过的敦煌保存5个卷号的许负《相书》写本,它是目前所知时代最早的古代相书残卷。历来的研究者往往以“许负相书”或“许负系统相书”称之。而学者王晶波逐一考察过相书中内容,所谓的许负相书,并不是许负一人独撰,而是经历了不同时代的13位作者合写而成。不过,许负列在13人之首,书中也一再强调“许负相书”“许负撰”,一方面,表明许负在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,另一方面也再次印证了“许负”是一个被不断塑造的人物。
编写者往往根据时代和个人需求,打造出或者附着出一个“许负”的形象,如此,一个“天下第一女神算”许负便诞生了。在此背景下,许负的相术是否真的那么灵验,似乎已然没那么重要了。
[1]李家海.汉初巫风与《史记》书写[D].南京大学,2011.
[2]秦楠楠.《史记》预言研究[D].信阳师范学院,2021.
[3]王晶波.许负《相书》的作者与源流[J].敦煌学辑刊,2006,(04):73-79.
[4]周金泰.许负故事所见相人术与文景政局书写——兼论历史故事的叙述本源[J].中国史研究,2022,(02):73-90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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